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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个人信息需要“防盗门”(域外听风)

除了职业道德的自我约束,如果没有法规政策的保驾护航,大数据时代的商业公司就容易迷失方向

社交媒体巨头脸书,近日因为5000万用户数据泄露一事,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据报道,剑桥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几年前开发了一款可以在脸书上运行的心理测试应用程序,以“测性格、领奖金”的方式,获取了约27万脸书用户资料。由于还能同时得到他们好友的相关信息,这一数额最终裂变为5000万,相当于脸书北美地区活跃用户的1/3。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情感状况、工作情况……详尽、海量的个人信息,被程序背后的数据分析公司一一记录,并基于此建立分析模型,总结出个人爱好、性格特点、政治倾向等深层信息。当公司根据这些内容,长时间进行标语、广告的精准投放,用户的思想和行为,显然极有可能在浑然不觉中,受到“量身定制”推送的影响。统计显示,美国有超过60%的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信息。数据公司掌握网民的一举一动,无声无息间“窥视”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思考,这让很多人感到既愤怒、又担忧。

商业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滥用“大数据权力”,并非个案。从早前的苹果“后门”事件,到部分网络平台利用大数据“杀熟”,再到如今脸书的数据丑闻,种种越界行为频繁发生,凸显为个人数据维权的重要与必要。“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数据安全,如果做不到,就不配提供服务”。事后,脸书负责人做出回应,体现了换回用户信任的诚意,也促使我们思考:商业公司怎样把握数据合理利用与用户隐私保护的边界,秉持商业伦理与实现商业价值又该如何有机统一?自律当然必不可少,但光靠自律,显然远远不够。

莽撞、任性、不计后果……正如有人所描述的,网络技术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好,它经常会呈现出“青春期特有的狂野特质”。除了职业道德的自我约束,如果没有法规政策的保驾护航,大数据时代的商业公司就容易迷失方向,依靠信息高度垄断的优势,沦为一些利益集团的附庸。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告知与许可”,已经是世界各地执行隐私政策的共识性基础;在众多国家的相关规定中,商家收集哪些数据、做何用途,必须在信息收集开始前解释清楚,并征得个人的同意。可以说,这既是对消费者核心利益的有效关切,也是对整个商业环境的有力维护。做“擎天柱”,创造更多技术红利,还是做“霸天虎”,以技术霸权挑战社会底线?对于有志于实现长远发展的商业公司而言,应该不难做出决断。

有人曾将美国硅谷的运转,比作森林生态系统的循环,部分朽木不断腐烂,为新生代树木的生长提供养分。如果外部的冲击,或者内部的腐坏,超过森林的自我调节能力,生态系统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日益走向衰败。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人们对于技术被不当使用的忧虑。无论任何时候,技术服务的深化与拓展,都不能以侵犯用户隐私为前提。我们需要更方便、快捷的科技服务,但不欢迎无所不知的网络“读心术”,更不想成为无所不露的生活“透明人”。给严守个人信息加装“防盗门”,让隐私保护跟上时代脚步,网民才有可能更大胆地去尝试各种新的互联网服务,互联网也才能借此实现更可持续的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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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2016年的那起“女子怒斥黄牛抢号”事件,曾刺痛人心。在不少医院号贩子由线下转到线上的背景下,北京拟建“网络号贩子”黑名单制度,无疑是有的放矢。

打击号贩子,北京又有新动作。据报道,2018年,北京将建立“网络号贩子”黑名单制度,实现执法部门、挂号平台、医疗机构三方共享,联手打击。与此同时,还将探索挂号平台网络预约的经费结算方式、统一网络号源开放时间。

医疗号贩子现象已持续多年,对应的治理也一直在进行。特别是2016年初“女子怒斥黄牛抢号”的视频引爆网络后,北京对“号贩子”的治理进入了更严的阶段。当年2月初,北京市卫计委就推出了包括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等在内的八条措施,来打击号贩子。

但在打击力度升级的同时,号贩子的“手段”也在“进化”。去年6月,新京报曾报道,随着北京各大医院加大力度打击号贩子,一些“熟面孔”的号贩子开始退居幕后,通过网上招聘的方式,以日薪100元至120元不等的价格,找来一些兼职人员代为排号。

时至今日,很多号贩子依旧猖獗。而在大医院挂号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这个患者痛点仍需要着力祛除。

这次北京卫计委提出包括建立“网络号贩子”黑名单制度在内的多项治理措施,为打击号贩子加码,可以说是对现实的有力回应。

“网络号贩子”黑名单,将在执法部门、挂号平台、医疗机构三方共享。这意味着将来号贩子被处理,不仅要受到相应的惩戒,还将被列入“黑名单”而无法再挂号。这是惩戒力度的一种升级,也是为防止号贩子在被处理后继续重操旧业的一种“熔断”机制。而加强对挂号平台和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也是有的放矢。

但注重填补网络挂号平台的“空子”,并不等于说线下的人力防范就不重要。现实中,不少医院的号贩子都成了熟面孔,其叫卖的方式也几近于半公开,医院的安保乃至医护人员其实并不难察觉。只是很多时候,由于未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号贩子往往被当成了“房间里的大象”。

基于这些,提升医院对号贩子的警惕意识和主动防范能力,杜绝那种“见怪不怪”的旁观者心态,殊为必要,这也是实现执法部门、挂号平台、医疗机构三方共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方共治”中的三方,还可多向技术借力。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打击号贩子,就该利用好技术手段。像北京儿童医院,就将对连续多日挂不同紧俏热门号源及同一天挂多个紧俏热门号源的账号进行跟踪;还有专家建议运用“人脸注册识别系统”,通过身份证+人脸识别,防止票贩子利用假证、他人身份证进行挂号的违规操作。这些技术性建议,都值得参考。

打击网络号贩子,不能手软。号贩子们寄生在医疗资源分配失衡之上,更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公,所以要向分级诊疗制度求解,但也不能以制度为由,减弱在打击号贩子上的高压态势。鉴于此,直接“拉黑”之类的积极治理举措,显然多多益善。

责任编辑: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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